在外界看来，田青很有名，光环很多：是著名音乐学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会长，中国佛教协会顾问、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员的聘书还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递到他手中的。可在记者眼中，这些头衔却还远远不能证明他的与众不同、坦荡磊落，因为，他敢说、敢为，他的身上张扬着一种时代所需要的精神，一种深挚的文化情怀，一种寻求纯粹并坚持真诚的做人准则，和一种顽强不懈的人生选择与追求。
田青：包容度和多元化，北京保持文化活力的秘诀
记者 张婷
提起自己与北京的感情，田青有一肚子的话。
田青生于1948年的天津，却在北京工作、生活了将近40年。他自诩也算半个北京人了。
“我现在就特别爱喝豆汁儿。”田青笑言，他曾和一些外国朋友开玩笑，把能不能喝豆汁儿作为鉴定是不是北京人的标准。他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若去工作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门口的饭店大宅门吃饭，总要来上一碗豆汁儿。
“对此我曾经感到奇怪，自己并没有出生在北京，而且爱喝豆汁儿的时候已成年了。后来我想明白了，这豆汁儿恐怕也是北京文化的一个基因。就是说，在北京这几十年的生活里，我越来越北京化了。”田青说。
田青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田广成是上世纪30年代的北京大学政治系的高材生，因信守承若，毕业后放弃留京机会回唐山教书。
深受父亲影响，田青18岁的愿望是“穿竹布长衫，读北大中文系”。而现实是，“文革”来临，他高中尚未毕业，就“上山下乡”到遥远的哈尔滨插队去了。上世纪70年代，他考入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后留校教授中国古代音乐史。
中国古代音乐史，从此将田青与北京紧紧系在了一起。
为了教好这门课，天津音乐学院的老校长缪天瑞和作曲系的主任杨今豪推荐田青到北京中国音乐研究所学习，向既是老校友也是老师的黄翔鹏请教。
每周去一次北京的求学经历，成了田青青年时代最美好的往事。据他回忆，从天津出发时，天还是黑的，到了北京，就大亮了。“那时，感觉自己起早贪黑前往的求学路是一条通往光明之路，北京的中国音乐研究所在我心中就是一块圣地。”田青说。
1979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恢复招生，黄翔鹏写信让田青来北京考试。然而，天津音乐学院此时还离不开他。
到北京读书，这可能是中国所有年轻学生的梦想。但，田青像当年的父亲一样，怀揣责任，选择继续留在天津任教。两年后，缪天瑞先调到北京的中国音乐研究所工作，随后他也如愿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音乐系，师从一代音乐学宗师杨荫浏。
已有积累、聪慧过人的田青，成为同学们中第一位在读书期间出书的人，所著《中国古代音乐史话》落款写着“著于恭王府”，好生让即将离京同学“羡慕嫉妒恨”，毕业时被好好“宰了一顿”。当他毕业留在中国音乐研究所工作后，第二本著作出炉的落款便是左家庄了。
上世纪80年代初，录音机开始在国内兴起。当各地群众因能在录音机里听到邓丽君的歌而兴奋得手舞足蹈之时，身在北京的田青和同学们正每晚骑着自行车去剧场看各种各样的文艺演出。“记得当时中国音乐研究所研究生部有一位老师专门负责把北京一周的演出用纸印出来，贴在办公室门口。学生想看哪场音乐会，就在下面签字，研究生部会去买票。每位学生每个月有一笔演出观摩费，好像是5元钱左右，当时一张票才卖几毛钱。”田青说。
此外，他们还经常和中央音乐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电影学院等高等学府的学生进行交流，大家互相“串着”看展览、电影，分享对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问题的见解，怀揣对未来美好的理想和报国志愿，如饥似渴地吸收各类知识养分。“当时，我觉得这简直是莫大的幸福！”田青说。
在红塔礼堂听音乐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看电影、到北京人艺看话剧……是田青和同学们的课余必备项目。位于北京月坛北街的国家计委大院红塔礼堂，其音响设备和效果在当时的北京当属最好的，也是当时北京唯一能够演奏古典音乐的地方。小西天的中国电影资料馆，则因经常放映内部影片而声名远播。在这里，文艺工作者可以观摩不对外公映的经典外国原版影片。“在这些文化场受到熏陶和滋养，对我今后的艺术研究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田青说。
因而田青始终认为，北京作为古都、首都，想要保持文化上的活力，一定要有包容度和保持多元化。
“北京未来文化建设的政策，一定要把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放在第一位。”这是田青反反复复强调的。“创新是内在的，必然之意。意思是说，若传承工作做好了，一定会有创新。但如果连传承工作都没做好，何谈创新呢？没有传承的创新，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田青说。
因此在他看来，鼓励创新，不如先提倡传承。“像北京这样有着几百年的历史、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拥有大量的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方面，当务之急是传承、是保护。”田青说，不要简单的用发展和创新来代替保护，更不能够用“发展”这个概念来使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许许多多的努力付诸东流。
田青介绍，北京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就曾经在创新的口号下遭到灭顶之灾，比如北京雕漆。北京有许多国宝级的工艺美术，其中有一个就是雕漆。雕漆在明清达到高峰，在故宫里有很多皇家保存的雕漆的精品。说它是精品，是因为技艺精湛、工艺流程及天然用料决定了它的高品质，几乎每一件都可以传世。传统的雕漆工艺是用一个胎，刷天然的大漆自然风干，之后一遍遍重复工序，直到刷漆至少80层至100层，此过程需要8个月或者半年时间，然后再进行手工雕刻，所以每一件产品价值连城。
然而当所有行业追求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北京雕漆也深陷其中。田青回忆，在30几年前，北京市政府曾经给当时的北京雕漆厂（现在这个厂已不存在），颁发了一个表彰——科技进步奖。原因是他们用现代化、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改造了古老的手工技艺，不再用自然的大漆，而用聚氯乙烯；不再一层一层刷漆等待它干燥，也不再一刀一刀雕刻，而是做一个模具，像生产塑料瓶子一样做一个模具把红色的聚氯乙烯灌进去，一秒钟生产一个。几个月之后，中国几乎所有旅游景点的小摊上都摆着这种快速生产出的廉价雕漆作品，却没有人肯要了。“雕漆”商品卖不出去，北京雕漆厂不久也倒闭了。
“这就是北京雕漆盲目创新之后的下场。北京人讲话叫‘臭了街了’。如此创新，不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损害，更使我们的传统文化被中断，而且把我们老祖宗积累下来的智慧、留给我们子孙万代的遗产糟蹋了。”田青说，“好在近年来，国家大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工作，一些北京雕漆传承人开了自己的工作室，恢复传统漆雕工艺，做真正的漆雕作品。”
田青说，很多时候，急于求成的创新未必能“脱胎换骨”，带来的多半是意想不到的灭顶之灾，这样的经验教训得总结和吸取。就像隆福寺的败落成了老北京人心中的痛。过去，隆福寺是典型的老北京时代的传统平民市场，香火旺盛、热闹嘈杂，人们摩肩擦踵，站在街角吃着炸灌肠、嚼着焦圈配豆汁，耳边掠过含京腔在内的各种吆喝声，享受那种轻松自在的氛围。可后来，新修隆福大厦后，人气四散再难聚，往日辉煌一去不复返，就连周边的街市门脸商铺都被牵连，生意惨淡萧条，至今日，隆福寺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田青认为，这样的做法，既背离传统文化，也不符合真正的商业规律。
“我始终认为，对一个有如此丰厚的、伟大的文化传承的城市，最好的文化政策就是‘无为而治’和保护。”田青说，“为什么这么说？道理很简单，因为现在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是经过时间检验的，我们不要因为一时的创新的欲望，而破坏了几百年积淀而成的北京的文化。”
越是尖锐，越是情深。北京，在田青心中的神圣地位难以言表。采访结束，田青现场为记者吟诵了一首诗《至北京》，此诗是他为歌曲《北京颂歌》所作，该诗收录在上世纪70年代他所著的一本别致的书《老歌》中。全诗如下——
在世界所有的城市中，
我还是最爱你，北京。
虽然北海的白塔在变黑，
虽然西山的天空雾蒙蒙，
虽然三环路成了停车场，
虽然四合院变了鸽子笼。
在世界所有的城市中，
我还是最爱你，北京。
虽然在天津好买房，
虽然在深圳有钱挣，
虽然在纽约更宽松。
在世界所有的城市中，
我还是最爱你，北京。
我不能一个月不去趟潘家园，
我不能没有一帮哥们对酒“侃”，
我不能没有一本闲书伴孤灯。
在世界所有的城市中，
我还是最爱你，北京。
只要北大还在未名湖，
只要“人艺”还在王府井，
只要卧佛寺的玉兰还年年开，
只要“二锅头”还卖五块钱一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