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 白继开摄
梁晓声：阅读让人找回专一与定力
“名家大讲堂”是北京国际图书节备受读者欢迎的品牌活动，本届图书节“名家大讲堂”设立在新国展东三区，将邀请王蒙、梁晓声、单霁翔、王立群、周国平、何建明等作家，在5天的展期中为现场观众带来演讲。
昨天上午为“名家大讲堂”开启首场讲座的就是刚刚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家梁晓声。在讲座前，他刚刚被授予本届图书节的阅读形象大使称号，因此他的演讲就围绕“阅读与人生”这个话题展开。
“我觉得思想是需要沉淀的，人的一生也是思想不断沉淀、不断剔除劣质的思想，积累和保留优质思想的一个过程。那么心灵发育史也罢、精神成长史也罢、思想沉淀史也罢，肯定是和一个人的阅读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讲座一开篇，梁晓声就强调了阅读对于人类的意义。
梁晓声结合自己的阅读经验与读者分享了阅读的价值。他表示，在如今人人都有手机的信息时代，每个人拿起手机来就点个不停，都要寻找最吸引眼球的事情。“但是，人选了一本书之后就会安安静静地来读，这就是读书使人专一，这个专一性是手机所达不到的。我们说现代的社会很浮躁，那就是说现代的社会人缺少了做事情的专一性和缺少了安静下来的定力。”梁晓声表示，只要坚持看一本书半小时，哪怕你并不喜欢，你也得出了不喜欢的理由，你独立思考的能力也会有所增长。“我们现在可不能变成工作加吃货的人，我们对什么事情都不思考，那你肯定在这个世界上就退化了。”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梁晓声谈到本届图书节的主题“壮丽七十载”时很有感触，他认为在新时代的背景之下，我们的文化和阅读有了更多自由的选择。“我不太愿意出门，也不太参加活动，如果非出门不可，我坐飞机一定要坐在舷窗边，我坐车一定要坐前排，我要亲眼看看国家这些年来的变化和成就。”梁晓声说，当他看到许多农民工兄弟开上了私家车，乡村里修起了宽敞的马路和大房子，他感叹，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从文人的感慨变成了国家的行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确实觉得很欣慰。”
李洱 白继开摄
李洱：《应物兄》探讨的是知行合一
在昨晚的建投书局国贸店，琵琶与排箫的丝竹之声悠扬飘来，然而这并不是一场音乐会，而是此次图博会专门设置的一场“以万有引力为名”名家配乐朗诵之夜。伴随着栾越、杜聪两位艺术家的现场演奏，作家刘震云、李洱、阿来、江南，诗人赵丽宏，翻译家石坤森等陆续登场，为现场观众朗诵自己的作品选段。
这样一场规模并不大的沙龙活动，就聚集了三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震云朗诵的正是自己的获奖作品《一句顶一万句》的片段，当他为观众介绍阿来时，笑称：“他是第五届茅奖获得者，是我们的前辈。”阿来朗诵的则是自己刚刚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的长篇小说《云中记》片段，他用饱含深情的朗诵，将读者带入了“云中村”在汶川大地震中陨灭与重生的氛围之中。
作家李洱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他在朗诵获奖作品《应物兄》选段之前，谈到了获奖之后自己的“烦恼”。“很多人看到了我的高兴，没有人看到我的忧虑。”李洱说，就在本届茅盾文学奖结果揭晓的前一天，网上突然集中出现了一大批攻击他的文章，而且这些文章列举了他之前所有作品中涉及性的描写，让他感到满满的恶意。“小说写到性很正常，除了儿童作品，我觉得跟性完全隔绝的文学可以说没有，否则托尔斯泰、福楼拜的小说就可以完全禁掉了。可见现在，作家的生存环境有时候是非常逼仄的。”他说，这样的批评他自己可以忍受，但是给他的家人和亲人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李洱说道，在书展上有人问他，《应物兄》这本小说到底写的是什么。“中国人经常说言行合一、知行合一，说明中国人经常把言、知、行是分开的，心里怎么想的，嘴上怎么说的，做出来什么样的，常常是不一样的。这本小说就是探讨这个问题，展示中国知识分子三十年来的命运起伏，以及他们与自我的关系，与万事万物的关系。”在开始朗诵的时候，李洱笑着说：“下面我朗诵的这一段，大家看看这部小说，是不是一个正能量的小说。”
阿来 白继开摄
阿来：十年后写地震有了更深的思考
中国作家与国外汉学家对话一直以来都是每年图博会推动国际文学交流的重点活动。在昨日的新国展E4中图活动区，作家阿来与30国汉学家展开“故事沟通世界”的对话。活动主要围绕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阿来新书《云中记》展开。
阿来幽默地表示，自己其实也是个“译者”，从事文学写作三十年来，每一次写作实际上也经历了一次翻译的过程，从藏语方言，到藏语普通话，再到汉语普通话，这也是在脑海中的一个翻译的过程。他谈道：“很多读者说，我的作品中有一些普通话中不常见的表达，比如‘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这句是藏文中的一种祝福方式。因为西藏多山，道路大多弯弯曲曲，很少有笔直的道路。人也一样，一生多半坎坷。这句话实际上就是祝愿对方一帆风顺。”阿来也表示很多人对西藏有误解，实际上西藏“并非天堂地狱，而是人间，和我们生活的其他地方一样”。“天堂是光明的，地狱是黑暗的。而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则要从黑暗之中寻找光明，从艰难之中发现希望，哪怕世界艰难，也要写的美好，要去发现人性最伟大的地方。希望借助汉学家们的翻译，将这种美好带给各个国家的人。”
《云中记》写的是汶川大地震，但阿来是在地震后十年才动笔写的。他说，刚地震的时候，他看见的只有死亡，财产损失，只能想到绝望。但是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他发现，让毁坏的城市重建很容易，让受灾的人重新建立生活的信心则非常困难。“比如，一对夫妇失去了上中学的儿子，后来，他们可能想再要一个孩子。但是欢迎新生命的同时，又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好像生孩子的目的是为了忘记死去的儿子。还有很多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失去了妻子的男人重组家庭，他们都背负了死去的伴侣的记忆。”因此阿来认为，如果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他去写，会写出悲伤。灾后重建的时候，会写出英雄。但是文学更深，需要漫长的时间思考。直到汶川大地震过去十年，他再来书写，沉重的记忆虽然还在，但至少没那么黑暗了。 本报记者 成长 白继开摄
